李白民

四川省梓潼县双板乡的李氏，相传源自西域高原的羌人，唐朝入川，落地生根，世代繁衍，随成乡里大姓。

二十世纪初，族中的一位书生，告别刚刚产下二儿子的妻子，徒步北上进京。由此，双板李氏的一支，走上了与家乡族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这位书生，就是李有行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李白民。他是改变家族命运的关键人物。李白民动身的时间，应该大致在1905年夏秋之际。关于他北上进京的情况，他自己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据我父亲的回忆录《渔舟唱晚》记载，李白民在家乡已是举人。然而，耕读之家的子弟，追求进一步的功名，事关家族荣耀之大端。于是他翻越大巴山和秦岭，徒步两个月进京赶考。

不料1905年9月2日，皇上已下诏，废除科举。李白民扑了个空，苦读多年，历经各级考试，从童生熬到举人，再千辛万苦跑到北京，结果考了上千年的试，说不考就不考了。他无奈成了最早的"京漂"一族，也不知当时他老人家是怎样的泪崩。我们只知道他困在了京城，靠卖字为生。

科举虽然取消了，却正好赶上清末举办新政的大好时机。他很快就遇上了一个更好的考试机会。当时袁世凯开办了一些现代政府部门，面向社会招考。我曾祖他老人家抓住机会，考进了北京警察局，给消防队长当文书。这一年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来北京还不到二年。

首届"京漂"李白民，不但成功上岸，吃上了编制饭，而且还官运亨通，没多久便有能力在京城购置宅院。紧接着，1910年，他又返回四川家乡，把我曾祖母和他的两个儿子接到了北京。我爷爷李有行就是二儿子，那时刚五岁。

总之，我曾祖父犹如神助一般，在京城上演了一出"购宅接亲做绅士，升官发财搞投资"的戏码，短短几年就实现了从四川乡巴佬到京城官老爷的逆袭。五年时间不到，李白民便在皇城站稳了脚跟，给三个儿子提供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让他们将来有能力，去更广阔的天地实践自己的人生。

只可惜，我曾祖父他老人家自己，却是寿福不够深。1928年，我爷爷留法期间，李白民病逝，享年60岁。

我曾祖母她老人家百年之后，与我曾祖父合葬入土，墓碑上依然没有留下了她的名字。我爷爷在《忆幹弟》一文中，亦描述了她的慈母形象。除了这些之外，现有的家族回忆资料里，再没有她更多的信息。我雍宁堂叔说她娘家在梓潼许州镇。这位养育了三个杰出儿子的母亲，她的一生是怎样的？是不是也有属于她自己的闪光时刻？这些都是留待我们李家后人去解答的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再度彻底改变了我们李家的命运。之后，我爷爷和他大哥李有度，又分别回到四川。从此北京再无李姓亲人。我爷爷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而李有度回到绵阳短暂担任过一所中学的校长。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人李白这样形容商旅往返蜀道之艰辛。

蜀道就是联接关中平原及成都平原的商道，它翻越巴山秦岭穿行于千山万壑之间，使得旅人觉得整个世界都被无穷无尽的大山盘据，我在十岁那年乘汽车循川陕公路入川时就有如此的感受。所以当古代商人终于行到成都平原的边缘时无不松了一口气，不免要停下来休整一番。他们不仅筑了一座"陂去平来"的石坊，甚至干脆在那里定居下来。李白的家族就是如此，他们在青莲乡聚族而居，除了继续从事丝路上的贸易之外，也成了当地的耕读世家，这样的组合在中国相当普遍。

李白家族由中亚经河西走廊迁往四川，他们行经蜀道时诗人不过四岁，他不可能仅凭儿时记忆写出巴山秦岭的各处险阻，想必是经商的族人们不断谈及太白鸟道和剑阁峥嵘等情景，才使他日后得以写出"蜀道难"的绝句。

至今青莲乡的李氏族人仍以诗人故里自豪，也还保存着一些据说是诗人故居的遗址，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在江油县城兴建李白纪念馆的时候，全体青莲乡民愤起而攻之，"李白是我们乡的人呀，凭什么把纪念馆盖到县城里去了！"一时间沸沸扬扬难以平息，后来终于有人解释说："这是为了给李白落实'农转非政策'"，于是那一股怨气才在笑骂声中渐渐消散。

距青莲乡大约四十公里，有一处小乡场叫做双板乡，那就是我在儿时常常听到爸爸提及的"双板老家"了。它在一般的地图上根本查找不到，我在"耳顺"之前不仅从未去过那里，甚至从未起过去那里寻根的念头。因为我自幼随家在大城市间迁徙，早已失去了乡土观念，若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我大约永远不会去访问那里。

一九九四年，原省立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的一些校友们为了怀念他们的老校长，也就是我爸李有行，自发地制做了一尊他的大理石雕像置放在梓潼县文化馆内，先由校友郭其祥先生塑制了石膏像，校友们集资购置石料，一位石工师傅朱孝学先生得知后自愿尽义务将其翻刻为大理石像。

梓潼县和校友会邀请我和俭作为嘉宾参加雕像揭幕庆典，正因这个机会才令我在会后访问了老家，也想顺便解决一个多年的疑问。

我自从上学起，每次填写登记表在籍贯一栏总是写上"四川江油"，这与我爸完全一致，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我发现他却改为"四川梓潼"，说是因为双板乡已经划归梓潼县了，至于改于何时？为何更改？他也说不清。我再三思虑之后，还是多事不如少一事为好，因为那时运动不断，更改籍贯很可能带来一些预想不到的事，甚至会有人要去老家调查，给自己也给别人添麻烦。这次去双板乡也许可以解开这个疑团。

此行确实了解到一些有趣事情。

原来的双板乡只有丁字形布局的三条小街，不知为何它们分属江油、梓潼、剑阁三县，前两县属绵阳专区，后一县归广元专区，于是比邻而居的族人在外地就会被误认为是不同县区毫无关系的同姓人了。五十年代初，那里分别由川西行署和川北行署派遣工作组施行土地改革，在进度和方法上又有差异，造成了诸多不便，以后就把全乡统统划归了梓潼。

这里还有个有趣现象就是外省移民众多，小小一个乡竟有陕西、江西、湖广、广东四个会馆，大约这里曾为一处繁华的商镇而后来又衰微了。一九五八年三所会馆被拆，木料运往县城搭建大礼堂为大跃进造声势，只剩下广东会馆留给当地办小作坊。不过从那些粗大的梁柱和精细结构还可以看出它过去的身分。

很久以前这里还修建了一处山寨，寨墙依山环绕并不显眼，寨内没有房屋，只是划出各家使用的地界，据说一旦有警，乡场里的居民就可以去那里搭起棚屋避难，今天已经没有听说过如何使用那处山寨，也不知道它起过什么作用。

乡里的居民以务农为主，不少人又是很好的石匠，街口有座大石桥就是他们的杰作，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时，乡里修建一处扬水站，有人提议用石头制水管，于是石匠们打造了一大堆空心石盘，看起来象是大算盘珠，再把它们运到泵站用水泥粘合成管子，而在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试压时，管道全线喷水十分壮观。

我还有一个疑问没有得到答案，那就是双板李家是否也是从中亚回迁的移民后裔，据学者统计中亚应是B血型的发源地，那里的居民多为此血型，而往西到欧洲和往东到东亚，这血型就逐步少见，日本和美洲原住民中无此血型。我家每代都有这血型出现，也都有头发特别卷曲的，这是不是由中亚带回来的基因？

蜀道在梓潼县境与成都平原的道路网相联通，这里也就是蜀道的终点。古人在此修造了一处标志——七曲大庙。

那本来是座古代巴人的雷神祠，一座鲜为人知的地方性神祠，十六国时后秦主姚苌——386年称帝——自称他因这位雷神之助得以立国，此神祠才名声远扬并且被载入《华阳国志》。

诗人李商隐对这个传说十分怀疑，他说："下马捧椒浆，迎神白玉堂。如何铁如意，独自与姚苌？"然而在诗人提出质疑前，雷神已经与皇帝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其地位就难以动摇了。据说玄宗幸蜀在此处于梦中得雷神告知："安史不足惧，即将平定"，不久捷报果然传到，后来雷神就被封为"济顺王"。

到了宋代，道教人士中传出一则小道消息："玉皇委任雷神执掌科举"，这个传闻被元朝皇帝认可，于是雷神在元佑元年被朝廷正式封为"文昌帝君"，明清两代各地都大兴文昌祠，或俗称梓潼庙。

不过在明清之间有过一个波折，张献忠入川后称帝，并且尊奉雷神为他的先祖，七曲大庙成为大西王朝的太庙，庙中还供有他的金身。大西朝灭亡之后，他的金身被拆毁，大庙还原为文昌祠。曾国藩为之题词："翼宿聚精英，七曲山千秋圣境"。

大庙管理所的谢老师告诉我："自从清末废除科举，雷神没有了业务，香火也就冷落了，直到一九七七年大陆恢复高考，许多人认定雷神也被落实政策，重新执掌录取业务，这里的香火就再度旺盛起来，每逢夏季前来祈福者络绎不绝，其中有人还请求透露试题"。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指着帝君左右两个童子说："那是办不到的！他俩是文昌君的秘书，一个叫天聋，一个叫地哑，忠实可靠，大公无私"。

话虽如此，香客们还是认定：天上和人间都有相同弊端，只要门路对了，不愁没有照顾，于是香火依旧，各式祈福也依旧！

双板乡的居民多半出自清初的外省移民后代，与他们相比李氏族人就算本地耕读世家了，爷爷李白民沿袭古老传统，一方面在乡学教书同时也为日后的功名努力，清末某年，他满怀信心地用两个多月时间步行北上京城参加会试，随行的有两个书童，当他寄寓京师作最后准备之时，朝廷却提前废除了科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改革，也是对传统进取思维的沉重打击，不过他并未因此返回家乡，而是留在京师图谋出路。

1905年间清廷励行改革，新措施与新机构不断出现，他就在新成立不久的北京警察局谋得一份差事，成为了小公务员，1910年他回乡把全家迁往北京，这一行动完全改变了他子孙后代的命运。

以上这段话是从爸爸的笔记里摘下来的。

爷爷是个十分节俭的人，也许是过分节俭的人，连自家腌制的胡萝卜干都不让随意吃，同时又极力增加收入，例如他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就帮人写对联挣笔钱，十多年后居然买到南顺城街三十八号一处小四合院，这就在京城扎下了根，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此，仍然继续努力以求富裕起来，还希望三个儿子都向实业界谋求前程，然而这些希望全都先后落空。

他从朋友处听到：俄国银行正以极低价格在内部出售卢布！于是就托人情买了几大扎，次日俄国革命消息传到，他那一大笔储蓄就成了一捆花花绿绿的废纸。五年之后，他再次听朋友劝说投资门头沟的煤矿，大约半年后那座矿井因矿权纠纷败诉而破产，他的多年积蓄又打了水漂。

这些失败固然令他痛心，但更令他难过的是三个儿子都抱着幸灾乐祸态度，尽管三弟兄之间各相差八岁，对事情也有不同程度了解，他们背后却都议论："哼！该花的钱不花，留着去孝敬骗子！"确实，他们与爷爷之间的代沟难以弥合。

伯父李有度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他的南方籍同学常来爷爷家玩，他们全是"五四"时代学生，都参加过游行示威，爷爷虽然常常不认同他们的态度，但仍然视他们为家乡子弟，他们也认为爷爷是很和气的长辈。

而爸爸一直认为爷爷过分严厉，严得不近情理，常因细故责打孩子，不肯倾听孩子的合理要求，当一九二六年爸爸要去法国求学请求他资助竟被拒绝，父子因此大吵一场，最后爷爷让步，但爸爸也要跪地认错！多年后爸爸回忆此事时说爷爷还是爱他的，冲突常因互相不理解，长辈又不够耐心而造成。

爸爸留学期间一次去法国纺织中心第戎市实习，他在家书里顺手写了去"狄戎"，爷爷见信大惊，怎么去那些地方？赶紧回信叮咛千万当心。

一九二八年爷爷病故，爸爸请假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奔丧，途经苏俄给了他很深印象，莫斯科街头一派生机，人们生活贫困但是乐观向上，不少人赤足挤电车上班，看不到在中国习见的那些萎靡不振现象，他还领略了西伯利亚无边无际的莽原和森林，万顷碧波的贝加尔湖，那原始粗犷的壮丽景色。

五十年代，爸爸每次去北京都会去万安公墓怀念一番，七十年代中他又去过一次，回来伤感地告诉我妈，那里农业学大寨挖水渠，公墓面目全非，茔地无迹可寻了。

一九八七年我出差北京时想到了这事，于是决定去公墓看个究竟，六月三日那天酷热难当，午后从北京大学出发，借用光成表弟的单车和草帽，鼓足勇气前去。

过了颐和园，车马就明显稀少了，再行一程放眼望去，路上既无行人又无车辆，田野中亦不见人影，骄阳之下一切竟显得那么寂寞，我似乎堕入梦境，觉得进入一个虚幻世界，正沿着一条没有尽头也不通往任何目的地的道路前进，不知道究竟骑了多久，身后一声汽车鸣笛把我惊醒，我靠向路边让过了它，停下来定了定神，再往前行一小段就看到公墓大门。

接待我的是位很和气的老师傅，他仔细听完我的来意之后问道："带来了凭证么？""没有。""那末，你知道墓地编号么？""不知道。"老师傅面露难色，"公墓很大，光凭姓名很难查找，你过去来过里么？在你爷爷墓地边有没有什么特别标志？"

我慢慢回忆着，是的，一九五六年春我爸带我来过，那时这里相当荒凉，他很清楚路径，很快就走到地点，我们在墓前默默站立片刻，又谈了些往事才离去。至于特别标志？到处是荒草，凸凹不平的土路，没有大树，也没有特别讲究的墓地，我们往回走经过一个小树林，等一下，等一下，对了！林中看到一块墓碑，"李守常先生之墓"，没有任何装饰，周围也全是荒草，很久没有人来祭扫过了。

"我爷爷的墓离李大钊的不远。"

"啊！"老师傅取出很大一本簿册，戴上老花镜细细查着，然后抬起头来注视着我，"你爷爷的工作？""北京市警察局。""那就是了！土字区成字组一号。""那里是不是被水渠施工破坏得厉害？"我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他详细介绍了情况："引水渠不经过墓地，可是那里成了排土场，再加上一九六六年大破坏，许多墓碑被砸，我们费了不少功夫才清理出来。""你爷爷的倒没有被砸，可也被推倒了，还有不少石子脱落，这些我们都修好了，修缮费……"我心头一震，肯定是笔不小数目！他似乎看出我的顾虑，"不要紧，以后再交也没关系。""是多少？""三十五元。"这下放心了，我掏出了钱夹。

"这样也好，我给你的收据日后就是凭证了。"一切办好之后他又问我要不要找人带路，我谢辞了他的好意就独自前去寻找，既然知道编号自然容易问到。

公墓已经大改观了，道路整洁花木繁茂，李大钊墓建成了陵园，爷爷的墓碑完好无损，爷爷奶奶和爸爸三弟兄的名字清晰可见，我按爸爸习惯在墓前站立默念片刻才离去，此时已渐凉爽，正好在日暮前赶回城去。